谈起第一次起诉时法院发放的冷静期通知书，两位当事人竟然记忆全无，不记得曾有过这份通知。
被告周军看起来不到四十岁，他眉头紧锁，焦虑和悲伤都写在脸上。在安岳县人民法院暖色调的心理辅导室里，他弓着背，头埋得更深了。
听说妻子已起诉离婚，周军立马从自贡赶回了安岳。“我不想离婚，我们还有两个孩子。”周军向法官哭诉。
李兰的离婚诉状写着周军有“婚外情”。周军也承认了，但他还是希望妻子再给他一次机会。
这是一个无法容忍的污点，但是否就可以此判决离婚，则是法官需要回答的问题。
周军的案子是家事少年审判庭庭长蒋新儒2017年接过的234件离婚诉讼案中的一件，他已经九次发放“离婚冷静期通知书”（下称“冷静通知”）。四川省首份冷静通知也是出自他手。
安岳县人民法院自2017年开始成为全国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他们的某些做法，对高离婚率的四川，倒像是“对症下药”。
所谓离婚冷静期，是指在离婚案件审理期间，针对危机婚姻，给予原、被告双方一定的冷静期限，以修复婚姻危机，减少非死亡婚姻的破裂。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对离婚冷静期一年多的试点工作也予以了肯定，并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设置不超过3个月的冷静期。
尽管如此，关于离婚冷静期的争议始终未能平息：出现家暴怎么办？法官能否裁断家务事？离婚自由是否被干预？
清官能断家务事？
在蒋新儒的眼中，周军的离婚诉讼，和大多数离婚案件中原告起诉的理由并没有什么不同：夫妻双方异地分居，其中一方发生“婚外情”，婚姻出现危机。
蒋新儒在了解双方情况后，给出了“诊断”：他们的婚姻不属于死亡婚姻，存在修复的可能，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被告不会沟通。
在周军的申请下，审判庭给出了冷静一个月的通知。李兰也签了字，按了手印，同意这一裁决。
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一样，发出冷静通知，并不意味着法官的工作就停了。相反，蒋新儒每周都要给当事人打去电话，询问双方的情况。
这起案子有点棘手。冷静期实行了十多天，妻子迟迟没有联系他，周军有些绝望。
有17年审判工作经验的蒋新儒，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主动联系李兰，得知双方继续“冷战”的原因——周军还是不够主动。
于是，他派出了法官助理、负责心理疏导的袁敏与周军进行了交流。按照安岳县人民法院院长李一兵的说法：“希望通过这种交流和家文化的打造，唤醒当事人对他们过去美好婚姻的回忆。”
或许是这种回忆起了作用。在法院，当着法官和妻子的面，周军作出了保证：以后要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家庭上。接着，李兰撤诉。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俩承认，在撤诉后的那段时间，双方感情有所升温。只不过，又是一个夏天，周军再次收到法院传唤。
这次起诉离婚的导火索，是因为李兰和婆婆打架。安岳县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这一次，蒋新儒没有发放离婚冷静通知，而是判决不准予离婚。
“在中国，一审不判离，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广东省家事审判法官林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就意味着，只要一方不上诉，他们将再获得六个月的‘冷静期’，才能第二次起诉。”
蒋新儒不认为自己遵循了这种规定，他解释说：“婚姻法中并没有因婆媳关系不和，而判离婚的情形。”
清官难断家务事，“如今家事审判改革的方向，是在让法官变成能断家务事的人。”李一兵说。
蒋新儒至今还记得，首次发出冷静通知后，那句“离婚冷静期，需要冷静的是某法院”的评论。
而现在，蒋新儒坦然多了。因为无论是从当事人反馈还是数据统计，似乎都在表明：冷静期制度有其作用。在他们发出冷静通知的20起案件中，撤诉与和好就有13起。
到法院离婚的夫妻们没有一个通用的画像，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6对夫妻中，有因沟通不畅的，有因存在家暴嫌疑的，有因婚外情的，还因有无数的小矛盾重叠在一起的。
而每个接到离婚诉讼的法官都在尽力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最合理的诊断。但法官也是人，他们的判断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为尽量保证诊断客观，同为家事审判试点单位的宜宾县人民法院，探索出了另一套做法，为当事人发放《婚姻家庭考试卷》。
该试卷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当事人自主答题并相互打分，做完这么一张试卷，大概需要二十多分钟。
“试卷既有客观题，也有主观题。内容包括结婚多少年、是否依旧欣赏对方、夫妻之间最大的矛盾是什么？”这个创意的设计者、该院观音法庭庭长王士雨介绍说。在他们的评判标准里，60分是及格线，60分以上，家庭仍有修复的可能。
王士雨粗略统计，过去一年来起诉离婚的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自愿填写试卷的达到80%。
相比于一年前最早的考试卷，新的考试卷分为了三类：一般卷、再婚卷和夕阳卷。在询问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相关专家后，法院也重新制作了答卷内容。担心记者误会，王士雨强调说：“试卷不是判决是否离婚的依据和标准，也不是发放离婚冷静通知书的前提。”
公权干预私权的争议
“没有专业的培训，你们诊断婚姻的依据是什么呢？”这是采访中记者反复向法官们提出的问题。
得到的答案近乎一样：经验和团队意见。他们所说的团队，是指在这一轮家事审判改革中，成立的家事审判庭，配有心理辅导员的角色。
但在林声看来，武断在所难免，与其如此，还不如被动处理。“只要双方没有明确的冷静愿望，不会发放冷静通知书。”
而如果发放冷静通知需要双方都同意，那这项制度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杨晓林始终没想明白的问题。他是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在这个领域研究了15年。“在‘双方同意’前提下，若真是冲动型离婚，当事人不同意，法官还是无可奈何。”
对此，安岳县人民法院的答案是：除了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请，人民法院可依职权决定，向原、被告发放冷静通知。以该法院截至目前发出的20份冷静通知来看，法院依职权的就有12份。
蒋新儒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了发放的流程，凡是法院依职权决定的，双方当事人若坚持不同意，法院不会强制执行。据该院审判庭另一位副庭长李红婷介绍，法院还没有遇到过强制执行的情形，但也未统计过法庭想发、当事人拒不接受的案件有多少起。“不会很多，因为我们作出的决定很慎重。”李红婷补充说。
如今，该院继续探索“离婚冷静期”的信心加强了，并直接体现在数量上：2017年全年该院发放冷静通知11份，到了2018年前八个月就已发出9份。
杨晓林担心的地方也在于此，他认为法院依职权决定，是公权对于离婚私事的硬性干预。
蒋新儒所写的《探索与创新：离婚冷静期制度之构建与完善》论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时，往往只关注对婚后财产的审理，对婚姻是否死亡、是否存在救赎的可能都不去关注，造成离婚案件就是争财产，这样的庭审方式容易对当事人产生二次伤害。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该院为家事审判改革花足了心思。法院大楼里，“我爱我家”“一封家书”等温馨的设计，张贴于墙。即使是庄严的家事少年审判庭内，“家和万事兴”的牌匾也挂于正中，旨在提醒当事人重视“家”的概念。
在设置离婚冷静期的各种目的中，保护未成年人被认为是不可忽视的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的说法，未成年犯罪中的70%-80%都来自离异家庭。
因此，在安岳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的法官看来，即使冷静期后，当事人最终走向离婚，但通过这一设计，能让双方冷静下来，处理好和孩子的关系，也不失为一件美事。
在该院另一试点法庭镇子人民法庭，2018年开始任庭长的刘光强就为此第一次发出了冷静通知。
2018年5月一个工作日早上，坐在法庭的调解室里，刘宗才神情凝重，心不在焉地扭动着结婚戒指。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接受法院传唤。
经过一天一夜的考虑，他向法庭申请了离婚冷静期，用他的话来说：“我还想撑起这个家。”
妻子徐凤鸣最终答应了法庭的劝说，接受了冷静两个月。
徐凤鸣如今已不愿谈论这段感情。迷迷糊糊中，她只记得当时法庭反复以“小孩未成年”的理由劝说她，让她冷静一段时间。她答应了，并且有了些改变：她开始接丈夫的电话，语气也尽量温和。
然而，冷静期并未改变双方分隔两地的现状。两个月后，正在地里干活的刘宗才，手机响了。电话那端是徐凤鸣，冷冷的一句话传来，“我们还是离婚吧。”
刘宗才想了几秒，说了一声“好”就挂了电话。
在这段长达27年的婚姻中，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15岁的女儿。在原本的计划里，他打算正式离婚后才告诉女儿的，而冷静期给了他和女儿一次长谈的机会，这也成了他最欣慰的事，就是取得了女儿的谅解。
至于是否真正保护了未成年人，没有人敢给出肯定的答案，包括刘宗才自己。
家暴更大的争议点
刘宗才冷静期结束的几天后，刘光强又接到了一起离婚起诉。在丈夫朱兵申请下，经妻子刘先同意，镇子法庭发放了2018年第二份冷静通知。
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刘先，她在电话里称：“感觉冷静期没什么用，还是各玩各的。”至于冷静期后怎么办，刘先回答还在考虑。
这起离婚案件的不同之处在于，刘先在诉状中写道，丈夫经常打她。
据新华网报道，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每年约四十万个解体的家庭中，25%缘于家庭暴力。
“在离婚诉讼中，原告称存在家暴，往往拿不出证据，因此也不能认定。”蒋新儒解释道。而根据安岳县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案件冷静期设置的操作流程（试行）》中的规定，冷静期内，存在家庭暴力等行为，应当终止离婚冷静期。
这样的案件，蒋新儒遇到过。原告李芯称在和丈夫王开国二十多年的婚姻中，自己长期遭受丈夫打骂。2017年，她提起离婚诉讼并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经王开国申请，法院依然发放了冷静通知。蒋新儒的诊断依据是：调解过程中，李芯始终强调“离婚不离家”，证明并未真心想离婚。同时李芯并未给出家暴的证据。从李芯的代理律师处，南方周末记者也了解到，家暴的说法并未有明显证据支撑。
无独有偶，在广州南沙法院近日发放的冷静通知中也有类似案例。原告称被告在酒后有打骂的家暴行为。但在和法官沟通时，原告又反映丈夫平常对她很好。
进一步了解后，谭海云庭长认为原告所说的家暴更可能是双方肢体上的一种拉扯。“在很难界定是家暴，当事人又愿意和好的情况下，我们最终决定发放冷静通知，”谭海云说，“从最终结果来看，原告也选择了撤诉。”
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广东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程序指引》中，有了新的尝试——即便当事人能够提供的通常意义上的家暴证据不足，如果法官认为确实存在暴力可能，就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证明自己并没有家暴。
杨晓林认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冷静期内可能存在的家暴消失，是否代表夫妻关系真正得到了修复。若是没有，冷静期就显得鸡肋。
进一步来讲，如果冷静期结束，一方还是决定离婚，法院是否应该予以支持，从现有情况来看，也没有规定。“法院是解决纠纷，而非从事道德工作。”杨晓林再三强调。
如何应对离婚率连年增长
时代的确在变。民政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万对，比上年下降7.0%；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37.4万对，比上年增长5.2%，在2003年，这一数据仅为133.1万对。
据民政部统计，从2003年开始，离婚率已连续14年增长，结婚率则从2013年开始一直下降。
蒋新儒提供了另一组数据，安岳县2017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四千多件，大致相当于全国离婚数量的千分之一。也就是说，一千对离婚夫妇中，就有一对是安岳人。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在民政部公布的各省离婚数据中，四川离婚率始终居高不下，2018年第一、二季度离婚数量位列全国第一和第二。
经过几十年发展变得简易自由的离婚程序，如今却被认为是离婚率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李一兵希望安岳县人民法院的探索，能更好地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甚至缓解四川的高离婚率。她举例说，诸多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离婚冷静期制度，只是形式和名称略有不同。例如，在英国，当事人离婚存在法定的反省和考虑期。韩国设立了离婚熟虑制，离婚双方必须要经过熟虑才能到法院办理相关手续。
杨晓林的态度依然慎重，他认为婚姻是涉及地域性、民族性、国家性的法律行为，国外的经验必须“本土化”后才能成为有效的改革经验。
蒋新儒则坚持自己的看法，婚姻法本就赋予了法院婚姻调解的功能，“离婚冷静期只不过是把这一功能具体化了”。
在2018年的家事工作机制改革中，安岳县法院和民政局合作，又推出了“离婚冷静提示书”制度，提出冷静期限内，双方原则上不得向民政局申请登记离婚或向法院起诉离婚。“这仅仅是一个提示，我们希望那些婚姻只是出现危机的人，能够三思而后行。”李红婷介绍道。
然而，在所有离婚案中，诉讼离婚毕竟只占少数，更多的是离婚冷静期不涉及的协议离婚。
“这就是人为增加离婚的成本，使离婚变得不那么容易。”林声担心这会成为公权力部门进一步干预离婚的前奏曲，它可能意味着，离婚会变得就像几十年前一样，要先由单位、居委会、妇联等调解后，才能到法院起诉离婚。
一审结束后，李兰并未上诉。如今，夫妻俩仍分居两地，李兰说，明年春节回去，若情况没有好转，她将再次起诉离婚。周军的态度也变了：“这样太累了，过段时间还是离婚好了。”
谈起第一次起诉时法院发放的冷静期通知书，两位当事人竟然记忆全无，不记得曾有过这份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