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轻人的婚姻，除了感情，还要支付高昂的社会压力成本。
近日，有记者就如何看待“不常回家看望老人属违法”这一观点进行街头采访，结果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情绪激动：“孩子不经常看我违什么法?30岁了不结婚那才是违法，该判刑!”
这段话以“神回复”的名义迅速走红网络，“无妻徒刑”也随之成为网络热词。“初婚年龄推迟”成为一个摆在台面上讨论的社会现象。在网站搜索框中输入这几个关键词，会发现它早已在全国各地的婚姻调查报告中出现。
除了坚定的单身主义者，大多数适婚者并非不想结婚，只是中国式婚姻的高成本让他们望而却步。对很多想结婚的年轻人来说，沉重的社会压力成本难以支付。
房子：必须要迈过的一道槛
刘潇的结婚底线是一栋房子。“必须要有房子。”刘潇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个问题，房子会给她安全感，是一种类似底线的保障，起码不用像现在租房一样，随时担心“被搬家”。每当男朋友跟她商量，“咱结婚吧?”刘潇都要反问一句，“房子呢?”然后是两个人的沉默。
刘潇的老家是临沂市莒南县的一个村庄，她还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妹妹，家里没有多余的钱给她买房子。男朋友家的情况也大概如此，那个四川省小村庄的家庭也无力支付高昂的房价。但是最近，男朋友说他能拿出一些钱，家里再帮忙借点，总共20万元，再加上刘潇的7万元积蓄，他们可以勉强付个首付。于是在济南买房子的事情提上日程。
今年3月，刘潇曾跟着一个四五十人的看房团去济南东边的几个楼盘转了一圈。在大巴车上，她发现坐在周围的那些人多是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为了准备婚房。
这趟看房之旅让刘潇感到压力很大，她看好的奥体附近的一个楼盘，当时每平方米的价格已经是11000元左右，即使是远至邢村的楼盘，也高达7000元左右，也有便宜一些的楼盘，大概5000多元一平方米，但是“很偏很远”。而她上班的单位，则是在经十路最为繁华的那一段，周围的房价更是高不可攀。
刘潇听说单位里会组织团购，地点是邢村附近，价格是6000元左右，她觉得还比较合适。但这个从今年2月便开始传起来的消息，渐渐地也沉寂了下去。“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主要精力就是看房子。”刘潇说。她的预算是买一栋80万元以内的二手房，最好是已经装修过的，毕竟对她和她的男朋友而言，装修也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李洪涛结婚也想买一栋已经装修好或者简装修的二手房，但他的预算要比刘潇低很多，只有60万元左右。除了单位发的工资奖金，李洪涛并没有额外的挣钱渠道。他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3000元，公积金800元，年底还有1万元左右的年终奖。“收入与房价差距太远，”李洪涛说，“我不吃不喝3个月才能买一平方米的地方，但一年也不过4个3个月，我只能买4平方米。”
李洪涛买房子一定要靠家里帮忙付完首付，然后他再和未来的妻子一起还房贷。“我买房子就是在消费父母的养老钱，他们把一辈子种地的钱都给我了。”说这些话的时候，李洪涛看起来很难过，又有些愤愤不平。
在他看来，社会给年轻人的压力太大。一些“青年导师”在电视节目中批评中国当代的年轻人过度追求公务员考试，或者束缚于当下的工作，而不能像国外的同龄人一样出去旅行增长见识，但是，在李洪涛看来，这种说法，显然忽视了社会本身强压给年轻人的那些东西，譬如高昂的房价，或者并不均等的工作上升机会。拿着同样的工资，他的身边不乏住160多平方米大房子的同事。“没法比。”李洪涛说，父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真的会决定下一代人的生存状态。
刘潇一直想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譬如公务员或者事业编。她认为，这样的工作会像有房子的婚姻一样给她安全感。但是，围城里的李洪涛依然没有安全感，譬如他现在买房子也很困难，结婚也很困难。“不是不想早结婚，是压力太大，谁不想早点结婚生子，享受生活呢?”李洪涛说，其实二十八九岁或者三十几岁结婚并不理想，“年纪大，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而且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到时候也没有时间好好管孩子。”“没有钱，也没有房子，这是我们大部分普通人的结婚困境。”李洪涛说，他买了一个小手指指甲大小的翡翠吊坠，没有链子，300多块钱，准备生日的时候送给女朋友，这已经是他所能送出的最昂贵礼物了。
李洪涛的父母也像那位在网络上语出惊人的老人一样，一个劲儿地催他赶紧结婚。远在老家农村的父母，并不能理解李洪涛在济南生存的压力。
但是，李洪涛却理解他的父母。当中国社会步入晚婚时代时，焦虑的不只是那些尚未结婚的适婚者，还有他们的父母。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里，子女的婚事是父母必须要完成的一项任务。随着邻居家同龄的孩子差不多都已经结婚生子，王力文的父母也越来越着急，他们甚至怕看到那些结婚的场面。与邻居谈起王力文，那对老夫妻除了叹气就是落泪。
但是，在沉重的社会生存压力面前，对很多人来说，要顺利完成这项任务，日渐困难。
社会生存压力成本难以支付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张教授认为，初婚年龄推迟最显在的原因，是社会生存压力的问题。“结婚需要负责任，而个人的发展是负责任的基础。年轻人经济压力大，而且多处于事业发展期，尤其是对女性而言，休完产假再回单位，可能岗位就没有了。”
但这位社会工作研究者更愿意将晚婚这一社会现象置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来解释。他认为，传统的生产活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传统的家族兴旺离不开人多势众，这些都需要可观的人口数量。因此，生育是传统婚姻的重要内容，因此结婚年龄也要早很多。
但当科技用于生产，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以及现代社会强调个人化，家族观念淡化之后，社会对人口和生育的要求不再像以前那样迫切，相应地，初婚年龄也会推迟。“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这样，结婚年龄逐渐靠后。”张教授说。
此外，他还认为，随着教育的普及，上学年龄推迟，大学毕业大多二十二三岁，博士毕业则大多要超过30岁，虽然国家政策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但是纵览全国，婚者寥寥。教育程度越高，个体的独立性会越强，结婚年龄也会愈加推迟。
这位张姓教授表示，初婚年龄推迟还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这与某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适婚者的职业差异等都有关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地方，社会竞争也会相对比较激烈，生存压力同样也会相对较大。
济南市历下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刘刚对此深有体会。从本世纪初以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历下区，晚婚率一直维持在90%左右，近两年达到92%左右。早前的时候，他曾经去过其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那里的晚婚率仅有30%左右。现行政策鼓励的晚婚年龄是男性25周岁、女性23周岁的初婚年龄，但实际情况要比这两个年龄还要晚。
“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晚婚率可能会更高。因为那里的生存压力会更重。”刘刚说，“婚姻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来保证生活质量。”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的2012年度婚姻登记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男性首次结婚的平均年龄已经突破30岁大关，女性则达到27.3岁。
在这位婚姻登记处的管理者看来，中国的婚姻掺杂了越来越多的物质因素。因为生存压力下的物质不足，结婚年龄推迟。但日渐上升的离婚率也与生存压力下的物质处置有关。譬如，国五条限购令一出，离婚率便骤然上升，拥有房产的夫妇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物质利益。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司继伟认为，婚姻具有社会属性，需要现实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结婚年龄，正是社会生存压力在社会群体身上的集体呈现。中国人的婚姻，无论是真结婚还是所谓的假离婚，都背负着沉重的生存压力。“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害怕结婚，而是害怕结不了婚。”司继伟说。(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洪涛、刘潇、王力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