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结婚买房，又为了买房离婚，这是不少人正在遭遇的困境。从排队结婚到排队离婚，甚至出现“公媳结婚”、“七结七离”等荒唐事件，这些挑战道德底线的假离婚闹剧背后，有利益的追逐，有现实的无奈，还应有对政策的考量与反思。
在一审判决生效期限的最后一天，老陈做出了选择：上诉。
60岁的老陈，宁波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梅墟街道上王村村民。他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根本不清楚网络为何物，更没想到自己竟会成为网友围观热议的对象。
因为他就是“公媳结婚”事件的主角，被网友称为政策性离婚、结婚的“极端典型”。
一个老农的闹剧——
公媳结婚只为补助
听闻老陈要上诉，上王村很多村民又忐忑不安起来。
自去年7月当地公布土地征用通告后，这个原本平静的小村落，就一直处在骚动与不安之中。
一夜暴富，这个曾经很遥远的“美丽传说”，一旦真降临在自己身上，这些原本只想着靠天种地吃饭的农民，惊喜之余，更有些惶恐。
老陈家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做法，更加重了其他村民的担忧：通告不久，老陈的儿子陈某和妻子赖某离婚；同年9月17日，老陈也和老伴离婚；4天后，老陈和赖某，也就是原先的公公和儿媳，登记结婚。
再婚的当天，老陈就向宁波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户籍管理部门申请，以“夫妻投靠”的名义，将赖某和孙女小陈的户籍迁入上王村。
“这样违背伦理，不是明摆着想法子来‘抢’钱！”一个村民这样愤愤不平地说。原来，上王村有个经济合作社，资产上亿元。一旦户籍迁入，即可享受社员福利待遇，每人每年将有好几万元的村级经济分红，还有更可观的拆迁补助费。
不过，老陈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他家特别吃“亏”，因为他的妻子是知青，在知青返城时，将户口迁出，成了非农户口。当时，城镇户口比农村户口吃香，儿子陈某也成了居民户口。儿媳妇赖某是农村户口，但她不是上王村人，孙女的户口跟着母亲。算来算去，这么一家5口人，最后只有老陈一人可享受分红和补助。
老陈的离婚、结婚，在法律方面没有什么问题，但在迁户口时，遭拒了。工作人员告诉他，根据有关规定，农村户籍登记需要村集体协助办理。也就是说，他要迁户口，必须要有上王村村委会的证明材料。
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上王村村委会根本不敢开这个口子：“村里上千村民都盯着呢，如果开了这个口子，大家都效仿，那就全乱套了。”
很多村民也坐不住了，赶到高新区公安分局反映情况：他们是假离婚，也是假结婚，公公和婆婆还住在一起，儿子和媳妇也没有分开过，和离婚之前一个样。
老陈并不死心。今年1月4日，老陈、赖某和小陈“一家三口”，将高新区公安分局告到江东区法院，理由是行政不作为。
一审宣判那天，由于前来旁听的上王村村民太多，临时换了较大的法庭。有村民表示，大家非常关注判决结果，集体乘坐一辆大客车过来旁听。
结果显而易见，江东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老陈等人的诉讼请求。
一个群体的合谋——
利字当前婚书似纸
老陈的做法，有违道德与伦理，但也不应该一味谴责，毕竟他只是当前假离婚浪潮中的特殊一例。
尤其是今年3月1日，国务院楼市调控“新国五条”发布后，假离婚浪潮更是席卷各地。仅3月4日、3月5日两天，宁波市就有240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而平时一天只有60对夫妻离婚。有对80后夫妻，一早抱着孩子到宁波市海曙区婚姻登记处离婚。一家三口全程笑嘻嘻，其乐融融地把婚给离了。一拿到离婚证，男方现场就要办单身证明，因为他已看中一套二手房，马上要去办过户手续。
省外有些地方更加疯狂。高峰时，天津市南开区婚姻登记处，有人在凌晨三四时就来排队，自发组织，以发号的方式维持秩序。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还在婚姻登记中心门口，特意设立“楼市有风险，离婚需谨慎”大幅警示牌。
“你是否愿意嫁给×××为妻，爱他、尊重他、保护他，像你爱自己一样。不论他生病或是健康、富有或是贫穷，始终忠于他，即使他因为买房而和你假离婚，你愿意接受吗？”
这则在网络上流传的“2013版中国结婚誓言”，虽然有些戏谑，但现实中，神圣的婚姻在缔结之时，就要准备承受假离婚的风险，实在让人百感交集。
记者曾在杭州随机调查20名市民，结果就发现竟然有12人认为，如果确实是购房急需，假离婚也无可厚非。还有5人坚决反对，3人表示要仔细权衡风险后再考虑。
这么多人认可假离婚，一个共同原因就是“利益”。一位房产中介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原本有一套房子的夫妻，离婚后以未登记房产的一方名义买房算首套房，100万元的贷款不仅可少付二三十万元首付款，还可以省下巨额利税。“如果这样做，能改善居住条件，形式上的离婚又有何妨？大不了等买完房子再复婚。”80后的杭州市民小胡直言。
各地楼市调控的实施细则相继出台后，有人戏言假离婚是空忙一场。但杭州某楼盘负责人向记者坦言，只要有以“户”为标准的限购政策在，假离婚现象就难以避免。因为通过假离婚，不仅可以重新获得购房资格，还省钱。不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例子：沈阳有对夫妻，为了买卖多套房，竟离婚7次复婚7次。
一种现象的反思——
正视风险审慎而行
“我与赖××结婚，按照国家政策，赖××和我孙女的户口就可以随我迁入上王村。”
“是政策逼迫我这么做的。”
老陈毕竟还是一个“实在”的农民，面对村民的质疑，他在派出所的笔录中这样回答。
老陈说的理由，有些牵强附会。但他的话，至少给人以启示：社会上存在的假离婚现象，大多是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的逐利行为，但政策制定者是不是也应该反思政策设计是否有问题？
事实上，老陈的离婚，“新国五条”公布后出现的假离婚现象，都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政策性离婚”。
一些专家直言，“政策性离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出台与民众不动产购买或处置有关政策时，大多只是简单地以“户”而不是以“人”为单位来限定某些权利。于是，有些人为了获得更多利益，采取离婚方式绕过政策限制。这样，就导致出现很吊诡的现象：政府作为婚姻关系的确认方和社会道德伦理的坚定维护者，却成为导致婚姻关系被利益支配甚至工具化的破坏性力量。
多一套房子、多一笔拆迁款、多一个孩子……“政策性离婚”的涉及范围很广，为了多一笔取暖费补贴，北方的一些省份甚至出现“季节性离婚”。黑龙江省妇联有关负责人还为此疾呼，应以“人”为单位执行福利政策，抑制“政策性离婚”。更荒唐的是，贵州省贵阳市去年规定，每户农民只能确权240平方米的房屋面积，结果为了“一户变数户”，贵阳郊区刮起离婚热，甚至连90岁的老人也被儿女们用轮椅推着排队办离婚。
“政策性离婚”，已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但政策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作为普通百姓，必须认识到，“政策性离婚”其实就是一场相当冒险的游戏，弄假成真的教训不在少数。
温岭有一对婚后已购一套住房的王姓夫妇，为购第二套住房而办理离婚手续，因第二套房首付款50万元由男方家长支付，购房者则是女方，在办理购房手续后，男方父母让女方出具了一张借条，夫妻感情由此伤害。结果，离婚不仅假戏成真，双方还打起追讨借款的官司。
温岭市法院工作人员王晓波告诉记者，真假离婚的性质一般难以认定，法律上也不存在“假离婚”之说，只要程序合法，男女双方都表示感情破裂，法院受理后均要办理。所以，当事人对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审慎而行。
毕竟，面对婚姻，每个人都应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