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6月上半月刊
有一些警察，专门守候在北京儿童医院。他们的工作，与那些被丢弃的孩子有关；
有一个地方，叫做未成年救助保护中心。那些被丢弃的“大孩子”，从医院、街头被警察“接手”安置在此，过着天堂一样的生活……
他们为何被抛弃？他们的父母隐藏在何方？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在2007年的儿童节前夕，我们在京城的医院、未成年人救助站里，走近这些因病、因贫、因为自己是女孩而被抛弃的天使，感知他们的内心世界；走访警察、走进法院，请执法者为我们解读那些狠心的父母应该担当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
我们想以蘸着弃儿泪水写就的文字，告诉他们的父母：这些在异地过着“好日子”的孩子，每一个人都梦想着回家。
小译萱的故事
本刊记者/孙欣
邹译萱正在一天天长大，4个月零7天，4个月零8天……而她的母亲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26岁，定格在生下她的两天之后。母亲的突然离去，意味着小译萱的命运从此不同。
在医院长到三个月
2007年1月8日下午2点24分，邹译萱出生在北京丰台医院，出生时7斤9两。因为是剖腹产，她的母亲在看了她一眼后就微笑着在麻醉药的作用下睡去了。但那竟然成了母亲对她最后的关爱。
“孩子生下来很好，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直是我看着。”尽管已经有了个女儿，但父亲邹盛石还是很喜欢小译萱。“孩子出生前我们照过B超，知道是个女孩。孩子的妈妈从手术室出来给我说抱歉，我还安慰她。”邹盛石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兴奋地对妻子说这说那，可妻子“好像懒得说话，还浑身发抖”，随后不久，小译萱的母亲被发现昏迷并被推走抢救。1月10日下午，这位年轻母亲永远离开了自己还没来得及抱一抱的女儿。
就这样，小译萱还没有享受到母爱就永远地失去了母亲。
不能接受妻子的突然离去，在与医院反复交涉10多天无果后，邹盛石愤然离开医院，却留下了襁褓中的女儿。
2007年3月，丰台医院把邹盛石告到丰台区人民法院，要求其把女儿接走。4月3日，丰台法院审理此案时，丰台医院又递交了一张6000多元的清单，要求邹盛石支付其女儿在1月10日至4月10日的所有花费。
庭上，邹盛石自诉离开医院后再没见过孩子，因为“医院不让见”；医院则说“多次跟被告协商接走孩子，被告一直以要求医院高额赔偿为由，拒绝接走孩子”。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但双方都同意了法官提出的调解建议。调解的结果是医院提出“只要被告把孩子接回去，费用以后都可以商量，并可以撤诉”。法官邢丽华明确告诉邹盛石：“抚养自己的孩子是你的法定义务。对妻子的死亡有意见可另行起诉，把孩子放在医院不管解决不了事情，对孩子也不利。”邹盛石说：“我自己的孩子哪能不要呀！就是对医院的做法不满意。”他最后同意“只要孩子体检正常就可以把孩子接回去”。
4月11日，在法官陪同下，丰台医院的医护人员抱着3个月大的邹译萱和邹盛石一同来到儿童医院体检。那天，小译萱穿着一件大红的衣服，又用红头绳扎着一只冲天小辫，可爱得像一朵花。她的小脸胖嘟嘟的，体重达到14斤，从头到尾没哭过一声，就是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不时发出点呢喃或乐着想跟人对话。大家一下就喜欢上这个可爱的孩子了，纷纷责备邹盛石：“这么好的孩子，你怎么忍心？”邹盛石开始还辩解着：生活困难，自己一个大男人无力抚养这么小的孩子。
法官邢丽华让他抱抱孩子，刚开始他还说：“孩子太小，不知道怎么抱。”可是一抱到怀里，他就再也不想放手了。
亲着孩子的小脸蛋，邹盛石的眼泪扑簌簌落下来。邢丽华对那天印象最深刻就是，父亲一直在哭，孩子一直在笑。
丰台医院松了一口气，“我们在抚养这个孩子时付出太多了”，采访时医院方面除了这句话再不愿多说。
与父亲相依为命
“医院的人叫她什么丽丽，回来后我给起的名字叫邹译萱。”邹盛石抱回女儿后立刻起诉了医院，要求对方承担医疗事故责任。
邹译萱终于回到家里，终于跟自己的父亲在一起，但最初生活上的不习惯是显而易见的。邹盛石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因为收入有限吃住很简陋，小译萱不可能再像在医院一样每天洗个澡了。奶粉也是邹盛石东拼西凑来的，有时没奶粉了就给她喝点面糊糊。巨大的反差让小译萱在最初的几天里哭闹不休。看着女儿哭，邹盛石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她一哭我就想如果有她妈妈在，日子就不会这么苦了，她妈妈会给她奶吃，会哄她”。
现在，看着小女儿，邹盛石经常会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他与妻子在一起10年了，感情很好，大女儿8岁了。他们在北京租了个小门面卖些小百货，主要是妻子经营；他帮亲戚送货，两人收入一个月下来有2000多元。大女儿在家附近上小学，三口人住的地方不大可乐滋滋地。后来，妻子总说再生个孩子吧，就一个孤零零的，这才要了老二，为了妻子的安全，又想经济收入不错，邹盛石一直让妻子在离家不远的丰台医院检查。“从（怀孕）五个多月就开始检查了，想着是大医院，可怎么知道人就没了呢！我大女儿是在村卫生所生的，也没出什么问题。”妻子死后，大女儿被送回老家，由70多岁的奶奶照看。“每次一打电话，她就哭，想我，想妈妈，她从来没离开过我们。”说着，邹盛石的眼圈又红了。
因为无人帮忙看孩子，邹盛石成了“奶爸”，没了收入，加上妻子住院花去所有的积蓄，他们的生活陷入困顿。
记者见到的小译萱，尽管还是一逗就笑，尽管还是漂亮、可爱，可比一个月前小脸已经瘦了一圈，嘴唇发白。邹盛石说，孩子比一个月前瘦了两斤多，而且最近还在发烧、拉肚子，“医生说有炎症，给孩子输了液，一个多星期了，还没好利索”。
记者与邹盛石谈话时，小译萱被她23岁的表哥抱走，可能因为困了，小译萱发出轻微的哼哼声，年轻的表哥把她抱在怀里，晃着，安慰着，一小会儿工夫她就闭上了眼睛。
“真是个听话的孩子呀！”记者感叹。邹盛石看了孩子一眼，点点头：“很乖的。除了刚来的那几天不习惯，还有最近拉肚子晚上哭之外，一般能一觉睡到天亮。现在还知道要人抱，早上一睁眼看到我在旁边就笑，就张开小胳膊要我抱。”
为了节省开支，邹盛石把小卖店转让出去后就搬到大红门跟外甥女、外甥一家住在一起，15平方米的小屋里住了6口人。“这样他们下班了有时还能搭把手，不然我一点带孩子的经验都没有。大女儿全是她妈妈带大的，我都很少抱她。现在我自己带这么小的孩子，真是难呀。”所以邹盛石很感谢自己的这些亲戚，尤其是外甥，也就是这个23岁的大男孩，不仅帮着带孩子，还把自己的积蓄和工资拿出来帮助父女俩。“上次去法院，邢法官提醒我孩子100天了，该去照个像了。可我买奶粉的钱都没有，哪有钱去给孩子照相呀。我外甥看不下去，自己掏了钱给孩子理了发，又照了相。”
小译萱身上的衣服有别人给的，更多的是她妈妈生前准备好的。“她还给孩子做了小被子，还花15元钱买个小推车，现在晚上我就把孩子放在推车上睡觉。”眼前的点点滴滴都让邹盛石时刻想起妻子，尤其是孩子没奶粉吃时。邹盛石怀疑小译萱的拉肚子跟换奶粉有关系：外甥女的一个同事听说了孩子的事很同情，就送他们两包雀巢奶粉，吃完了外甥又给孩子买了一桶完达山奶粉，可能换得太猛孩子不适应。
父亲要把女儿养大
表哥裤兜里的手机响声惊醒了小译萱，她睁开疲惫的眼睛一时有些茫然，可是看到记者对她的微笑她还是笑了。“这孩子很像她妈”，说着，邹盛石拿出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手机的开机画面是亲热的母女俩，母亲年轻、漂亮，大女儿活泼、伶俐。记者问邹盛石有没有因为生小译萱而失去了妻子因此怨恨孩子，他干脆地回答：“没有。都怨我命不好。”“怨医院”，他外甥补充。
因为小译萱的可爱，有人提出要收养她，邹盛石拒绝了。他说自己“一点这个打算都没有”，尽管曾把孩子放在医院一段时间，但没有抛弃她的意思，“毕竟是自己的孩子，我要好好把她带大”。他计划等医疗纠纷一落地，就带着孩子投奔在浙江打工的姐姐，“有姐姐帮忙看孩子，我就可以出去挣钱了”。对于什么时候可以再把大女儿接到身边，让姐妹俩生活在一起，他表示“目前想都不敢想”。
对于记者送给他的关于医疗纠纷的书，他似乎不太感兴趣，“带这个孩子就够我受的了，其他什么都干不了，也干不下去”。采访中，记者能明显感到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法院，“希望法院能公正裁判”。
“孩子怎么样了？”听说记者刚见过小译萱，邢丽华头一句就问。听说小译萱瘦了，她心疼无比：“这么可爱的孩子真是可怜呀！”邢丽华说自从立了医疗纠纷的案子，邹盛石几次来打听情况，而且告诉她孩子没奶粉吃了。“我只能明确告诉他这个案件跟孩子的奶粉没直接关系，如果生活困难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不能以孩子为砝码。”
邢丽华几年前也碰到过一个类似的案件，当事人把孩子扔在医院两三个月，最后也是调解解决。“我一直跟当事人做工作，告诉他们要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问题，也给医院做工作，让他们理解当事人的心情。这种案件还是调解最好，如果判决后当事人不能接受有可能会导致强制执行，对孩子非常不好。”她说自己的同事十几年前碰到这么一个案件，孩子被养在医院好几年，能明显感觉到那孩子比同龄的孩子压抑得多，“医院对孩子再好，也不如自己的家好” .
我想回家
本刊记者/孙欣
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生活环境十分优越，但这里的孩子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家。
扭来扭去，4岁的小美腻在阿姨身上不肯下来。“阿姨，这是什么？”5岁的小岗则摸着记者颈上的项链好奇地问。从记者走进大门开始，他就一直拉着记者的手，起劲地想跟记者说话。“哎，这些没妈的孩子呀，太想得到母爱了”，一名阿姨拉过小岗抱在怀里，同情地说。此时是2007年5月15日，位于北京东五环附近的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一个不大的小院里，七八个学龄前的孩子在两名阿姨的看护下正满院疯跑。
作为北京市民政局下属的救助事务管理单位之一，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承担了全市3～18周岁正常儿童的救助工作。“中心”建立4年来，共给2800多名流浪、乞讨儿童提供了一个有吃有穿有温暖的临时家庭。
“我妈妈去挣钱了”
下午4点多，小丽被阿姨从学校接回“中心”。“她是我们第一个送出去上学的孩子，这是一个尝试，如果可行，我们会陆续送更多的孩子去上学。”许东副主任边说边俯下身，在小丽耳边说，“小丽表现最好，所以就送你去上学，对不对？我们小丽会得可多了，写字、画画、数数，都是在幼儿园学的吧？”小丽低头玩弄着头发，点点头，没吭声。
这个6岁的小女孩长相白净，阿姨说“聪明着呢”。
记者问：“这里好不好？”她使劲地点头。
记者又问：“想妈妈吗？妈妈喜欢你吗？”她还是低着头：“想，妈妈对我可好了。”“妈妈呢？”这次她抬起了头，肯定地说：“我妈妈去挣钱了。”许东安慰她：“你妈妈挣了钱就来接你了，你要好好上学呀。”
小丽是2006年年底被送来的。据说，她的妈妈把她放在一家私立幼儿园交了一个月学费后再没露面，一年后幼儿园倒闭，她被送到公安机关。由于无法查找到任何有关她父母的信息，她自己因为年龄小也说不清楚，公安机关只有按照程序把她送进“中心”。
在她的叙述中，只有妈妈，她说自己有爸爸但不跟她们生活在一起。记者问：“爸爸呢？”“在碳素厂上班，在河南。爸爸不好，我不跟他。”阿姨说，最开始她没提过关于爸爸的事情，最近才说出爸爸的信息，一次还透露爸爸曾到幼儿园看过她。许东表示，仅根据小丽提供的这些信息是不足以找到她父亲的，而且很明显，如果不是出了意外，她妈妈一定是把她抛弃了。
“凡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们一般是得不到关于家长的信息的。”许东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得出这个结论。“你想，家长要抛弃孩子，肯定要刻意隐瞒关于自己的情况，就怕扔不掉呢。”
17岁的小卫何去何从
“中心”目前有30多个“死档”的孩子，就是肯定没希望找到家的孩子，其中在这里时间最长、年龄也最大的是17岁的女孩小卫。
这个女孩在“中心”一建好就过来了，之前，她已经在成人救助站呆过数年，至今没人（包括她自己）说得清她是何时离开家人的。更不幸的是，她面部被严重毁容，刚进来的孩子都害怕见到她。问及毁容的原因，她总说是被一种毒草腐蚀的，但医生表示“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毒草”。
“她只字不提自己的身世，我们一问她就把头低下，再不吭声。知道她心里不好受，我们也就不再多问了。”管理员马文凤说。因为负责外联，她经常与孩子们打交道。她说小卫挺勤快，经常帮阿姨照顾弟弟妹妹，挺懂事。“就是性格倔，因为没念过书，又一直是集体生活，与外界接触少，很多事情不懂，有时候犯糊涂。”因为这些原因，小卫丝毫没有离开“中心”的意思。
“目前还没相关政策，我们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要一直就这样呆在这里？而且目前的情况她出去肯定没办法独立生活。”许东说。为了这事，“中心”还跟上级部门交流过意见。前不久，“中心”专门为小卫争取到一笔8万元的国际救助资金，给她做整容，已经做了一次，现在正进行第二期，“总要让这个孩子面容能过得去，以后找个人家吧”。
去采访时，小卫正在西郊住院，记者没能见到她，但许东说即使见了也问不出什么，因为她“话很少，又倔”，“中心”的管理人员也因此担心她这种性格日后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就是她住院也没让我们少操心。就订饭怎么订，教了她无数遍还是不会，连个菜名也不会说”，许东担心地摇摇头。
“中心”管理人员分析，其实小卫是应该知道一些关于家庭情况的，毕竟她被送来时也十多岁了，可因为某些原因她不想回去或知道回去家人也不会接受，又因为对“中心”的感激不想欺骗大家，所以就只有不吭声了。自从她去做整容后，大家都在猜测面容正常了她会不会离开“中心”呢，毕竟谁都想有个家。
“中心”虽好不是家
孩子们矛盾的心理在“中心”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边说“中心”好，吃得好住得好，老师们好，一边又想回家。
“中心”目前所在是一个小学的旧址，整齐的校舍、高大的树木、可爱的壁画，地面上见不到一张废纸片。女生宿舍是粉色调的，男生宿舍是蓝色调的。记者在学龄前儿童的宿舍里看到一张张本木色的带栏杆的小床，绿色瓷砖装饰的卫生间小蹲坑、洗衣机一应俱全，跟一些收费昂贵的高级幼儿园没任何区别。大些的孩子穿着统一的校服，小孩子则穿得五颜六色，许东说孩子们的衣服都是“中心”提供的新衣服，因为全部是财政拨款，“中心”经济很宽裕，不接受社会上捐赠的旧衣服。
因为孩子的流动性大，滞留“中心”的平均时间只有15天，而且年龄、教育层次参差不齐，所以“中心”对他们所做的就是扫盲教育，另外针对他们不同于普通孩子的特点，进行不良习惯的矫治和心理辅导。除管理人员外，“中心”又雇佣了20多名阿姨对孩子们进行24小时看护。这些条件比起这些孩子流浪时的境况，尤其是那些出身贫寒的孩子，有天壤之别。可是许东说没有一个孩子不想回家，这些年孩子们的返家率达到95%.
餐厅里，孩子们正围坐着边看电视边等开饭。看到有人进来，他们纷纷高兴地打招呼：“阿姨好！老师好！”许东指着一个看上去面部丑陋的大约10多岁的男孩说：“这样的（孩子），一看就是被抛弃的。一点家庭信息都没有。”
12岁的小强长得健康漂亮，在孩子们中间很是惹眼。他很大方地跟记者说话，说自己是湖北一个镇上的孩子，但具体地址不知道。记者问他是怎么离开家的，他说：“是被一个大哥哥骗走的。”他还说，自己的爸爸妈妈总吵架，后来就离婚了，他跟爸爸生活。“我想回家，我想爸爸，前几天我还梦见爸爸到天安门来接我呢。”说着，他甜甜地笑了。他说，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一定可以认出来。记者不相信这么漂亮的孩子是被抛弃的，许东说：“这些孩子说的话，不能全信，时间久了，我们知道要有选择地听他们的话。根据经验，我们基本能看出哪些孩子是被抛弃的，哪些是离家出走的，哪些是走失的。”
她带来一个5岁左右的男孩，说“这孩子又聪明又老实，我们感觉是走失的”。记者拉住男孩的手，他虽然笑着但明显拘束，关于家里的情况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他被警察送来已经一两年了，当时才3岁多。他模糊地说，就记得自己是买饼干时被警察叔叔领走的，其他的他显然不愿意多说，记者给孩子们分糖时，他也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样围过来，而是远远地躲到院子尽头的屋子里不再出来。
“只要他们在这里一天，我们就不会停止帮助他们找家。包括被抛弃的孩子，我们也会做相应的工作让他们的父母接受他们，如果经济困难，我们可以把孩子送回去。”许东说，“中心”为了帮孩子们返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可是我们愿意，一看到这些渴望回家的孩子我就忍不住想，他们的家在哪里呢？多可爱的孩子呀，不敢相信作为父母真能不要自己的孩子。”
更多的孩子等待回家
在“中心”接收的孩子中，确定被抛弃的孩子很少，只占到2%以下。“只要找到父母，我们不会追究他们丢失孩子的责任，只要孩子回家就好。”
许东从档案盒中翻出小雷的档案。这名14岁的男孩2006年6月被北京西站城管送来，他一点也没隐瞒自己的家庭情况，说家在云南乡下，有3个弟弟妹妹。“中心”还没与他的家人联系上，第二天他就发烧了，被送医院经医生询问他才透露自己患有白血病，而且已经很多年了，家里因此卖了房、卖了粮，父亲又远赴贵州打工，钱全部用在他身上了，可病情没有丝毫起色。那天爸爸把他送到北京西站，说了句“北京好人多，咱家真没钱了”后扭身就走了。他叙述这些时表情平静，没有怨恨。他对能被送往医院治疗非常高兴，使劲说：“真是北京好人多啊！北京能帮我看病。”
10天后，他的病情稳定了，按照规定必须被送回家去。“中心”的王医生陪着回去的，他说一路上小雷很乖，很理智，尽管知道回到家还是没钱看病，可他已经认了，能得到这次来北京的治病机会他已经很满足了。
生病的小雷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终于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而在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目前有12个智障或脑瘫的孩子无家可归。“他们大多不会说话，肯定是父母嫌弃被抛弃的”。救助站的刘女士透露，有个孩子被送来时能明显看出心脏、头部都刚做过手术，救助站赶快把他又送往医院，结果还是在5月14日死了。“肯定是父母看孩子不行了，就给扔了，真是可怜呀。”
刘女士告诉记者，这些孩子有的呆在这里已经1个多月了，时间最短的也有20多天了，都在等待福利院的床位。“最近被送来的这样的孩子太多了，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带来巨大的工作量，只喂饭一样就把人累得够呛。”
“只要能救助的孩子，我们一定救助。但我们民政福利部门的职责范围是有限的，能做的就是体现政府人性关怀，不让路边有冻死、饿死的孩子，其他的问题需要社会、学校、监护人等共同努力。对于孩子来说，有吃有喝当然好，可他们最需要的还是父母的爱啊。”
（本文中孩子均为化名）
「链接」5月部分弃婴事件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抛弃”二字，没想到出来一连串近期发生的抛弃儿童或婴儿的新闻，时间之密集，地域之广泛，让人痛心不已。
哈尔滨：男童被弃幼儿园
2007年5月4日，一名6岁男童被母亲送进哈尔滨王岗镇小诸葛幼儿园，并交了100元托儿费。4天后，男童小宝的母亲“失踪”了。
接到报警后，当地派出所民警马上帮助寻找小宝的母亲郑某。根据郑某留下的电话，他们找到某制药企业查询，得知郑某是一个临时工，现已离开这家制药企业。警方根据郑某身份证查询到其父亲家所在地，哈尔滨道外区永源镇富民村。15日下午，王岗派出所民警带领小诸葛幼儿园园长张某和小宝驱车前往永源镇富民村。小宝姥姥见到孩子挺高兴，孩子的姥爷却不肯留下孩子。随后，民警和两位村干部对小宝的姥爷进行了一番劝说，他终于同意收留外孙。
民警表示，他们将继续寻找小宝父母，因为他们涉嫌对孩子犯有遗弃罪，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追究他们的责任。（据东北网）
宜宾：弃婴七天被领回
四川省宜宾一名刚出生25天的女婴，因被怀疑患脑积水，5月9日晚竟被弃于医院。警方通过医院监控录像多方找寻终于找到婴儿的亲人。
据了解，5月9日晚，两名男子抱着一个女婴来看病。医生初步诊断，婴儿头部异常，怀疑是脑积水。接着，医生建议两男子先去挂号再做进一步诊断。两名男子抱着小孩出去了。不料过了一会儿，李医生就听到外面有人喊，说一个婴儿被遗弃于儿科的走廊。
5月11日早晨，女婴被送到该市儿童福利院。
福利院和警方密切配合，最终通过医院监控录像找到婴儿的亲人——家住该市高县某地的先某，并通过有关渠道和先某取得了联系，通知其领回婴儿。16日下午，先某夫妇来到儿童福利院领走婴儿。据了解，他们在花了3000多元钱给孩子治疗后，在确实再也拿不出钱继续给孩子治疗的情况下，遗弃亲生骨肉。（据中广网）
郑州：脑瘫男婴被弃医院
5月16日早晨，9个月大的脑瘫男婴马凡帆被亲生父母遗弃在河南省中医院。
早晨5点30分左右，医院保安温茂森巡逻至门诊楼时，发现长廊上放着3个包裹，其中一个里面包着一个男婴，另两个包裹里面装有几件小衣服、奶瓶和几盒奶粉。在一个包裹里，放有一张纸条，大致内容是：男婴名叫马凡帆，2006年农历七月初十出生，患有脑积水和脑瘫。家人花了数万元为孩子治疗，但仍然没有治好，已经没有钱为孩子治病，希望好心人能够收留孩子。
在报警并确认小凡帆系弃婴后，河南省中医院与民政部门取得联系。下午4点多，小凡帆被送到了郑州市福利院。（据《大河报》）
北京：脑瘫幼儿被弃街头
5月16日下午4时许，一名刚满周岁的男孩被人遗弃在北京羊坊店路一公交站牌前。随后警方将其送往世纪坛医院进行检查。据该院医生介绍，男孩患有脑瘫，且有癫痫病。
据参与救治的120工作人员介绍，男孩被遗弃在羊坊店路铁路医院公交站牌前。男婴身上留有一张写着出生日期的字条，身旁的包裹内装有治癫痫的药物、一个奶瓶及几张毛票。“孩子口吐白沫，身体颤抖。”该急救人员称。
当日下午5时许，男孩被警方从世纪坛医院接走。晚上，羊坊店派出所民警称，男孩已被送往福利院。（据《新京报》）
我亲历的北京儿童医院弃婴案
本刊记者/李云虹
驻扎在北京儿童医院专门处理弃婴等问题的民警赵洪运发现：“弃婴中女婴比男婴多，残疾的比正常的多。”这位亲手处理过30多起弃婴案的警察，在谴责“弃婴”父母不负责任的时候，眼中流露着对弃婴的怜悯与同情。
2007年5月14日下午，在月坛派出所驻北京儿童医院警务工作站的办公室内，记者见到了民警赵洪运。
五十来岁的赵洪运已经在这里工作了6年，他的职责是维护儿童医院周边的治安。打击偷盗事件、防范票贩子的违法行为、处理弃婴事件，是赵洪运工作的重点。
怀里的婴儿那么轻
几年下来，经我手处理过的弃婴多达30多名。每次抱着这些稚嫩的小生命，我的心都在颤动，在滴血……
2007年3月1日，赵洪运上早班。下午，他接到一个出警电话：“儿童医院一名清洁工报案，说发现了一名弃婴，马上赶赴现场。”
由于赵洪运的办公室就在北京儿童医院院内，距离事发地点儿童医院外的草坪处很近。短短几分钟，他便火速出现在现场。
在那片草坪上，赵洪运看到一名被毯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他赶紧抱起孩子，将手放在孩子的鼻子处，却发现婴儿已经没有了气息。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将婴儿送往了儿童医院的急诊室。最终，经医生确诊，婴儿已经夭折。
通过现场了解，婴儿是由清洁工人在打扫卫生时发现的。在对婴儿尸体进行检查时，民警发现了婴儿手腕上的编号卡，上面写着“儿童医院”几个字。
民警根据婴儿手腕上的病历卡，再通过病历上的地址找到了正在伺候月子的韩家父子。3月12日，韩家父子被处以治安拘留5天的处罚。
民警了解到，弃婴的父亲韩某是河南来京打工者，和父亲、妻子一起在工地打工。2007年2月26日，韩某的妻子产下一名体重仅4斤的男婴。“孩子生下来就被送到抢救室了。第三天大夫通知我，孩子情况不太好，让我转院。”3月1日，韩某和父亲将孩子转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刚推进了手术室20多分钟，医生就出来说孩子没希望了。因为孩子患先天性肠闭锁，肠子是螺旋状的，拉也拉不开，根本治不好，医生建议我放弃治疗。”
当天下午，韩某和父亲抱着孩子无奈地走出医院。父子俩将孩子用新买的毯子裹好，放在医院旁边的草坪上。“我真舍不得，但是没法能给他治好，而且从孩子出生到给他治病，我们已经欠了好几千元的债了！”
据了解，这是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后，月坛派出所处理的第二起因弃婴而被行政拘留的案件。
“依靠孩子手腕上的病历卡，我们找到了弃婴的父母，但绝大多数弃婴是无法找到父母的。”尽管事隔两个多月，回忆起这件事时，赵洪运还是叹着气，“后来我见到韩某时，真想让他看看孩子的尸体，那可是刚刚出生仅几天的小生命呀！抱在手里只有那么轻。”
这仅是经赵洪运之手处理过的弃婴案件中的一起。
忘不了那双眼睛
在处理过的弃婴案件中，我忘不了那双只眨巴了一下的大眼睛，更加无法遗忘那些弃婴的神情，每一张脸都如同天使般惹人怜惜。
北京儿童医院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儿童医院，来此就诊的患儿来自全国各地，“这里发生弃婴案件的几率相对比较高”。
在赵洪运的记忆中，永远挥散不去的是一双弃婴的眼睛，那是一双只眨巴了一下的大眼睛。
冬天的一个清晨，在儿童医院停车场门口的角落内，一名拣垃圾的老太太看到一个方便面箱孤零零地放着，便要去拣。当老太太蹒跚着走近一看，吓了一跳，箱子上露出一个小脑袋，老太太赶紧报了警。
“当时正巧是我值班，我赶紧就去了现场。数九寒天的，我担心孩子的安危。”赵洪运回忆着，“我看到婴儿的脑袋耷拉着，下巴紧贴着箱子的边缘，两只小手无力地搭在头的两边。”
当他将婴儿从盒子中抱出来，小家伙的脑袋倚在他胳膊上时，“我清楚地看到孩子的眼睛眨巴了一下”。
随后，赵洪运下意识地觉得“孩子可能还活着”，于是，他飞奔着从停车场跑到儿童医院的急诊室，“让大夫给诊治”。结果，大夫确认婴儿已经死亡。
“北京冬天夜晚的温度，一个刚刚出生才几天的孩子，怎么能度过？”赵洪运的语气有些哀怨，“孩子的那双大眼睛让我无法释怀，他才那么小！”
经过多方查找，婴儿的父母依旧没有踪迹，甚至连一丝一毫的线索都没有留下。事后，赵洪运亲手将婴儿的尸体放入了儿童医院的冰柜中，随着冰柜抽屉的关闭，赵洪运的眼泪禁不住潸然而下。
那个画面如同一个印记深深地烙在了赵洪运的脑海中，当他向记者描述时，眼中含着泪花。赵洪运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小生命会遭到遗弃：“那是一条生命呀！这跟谋杀有什么区别？”
尽管积攒了多年的办案经验，但对于“查找弃婴父母”这一工作，赵洪运仍旧感到“难度太大”。“大部分被遗弃的孩子身体多多少少都有疾病，有些父母确实无力支付医药费，无奈之下选择了这条路。因而，他们很少会留下蛛丝马迹。”
据赵洪运介绍，有些父母会在弃婴包裹的被子中留着几百元现金，也有些会留下写有孩子出生日期的纸条，更多的是什么信息资料都没有的弃婴。
天使们的归宿
当一个个被丢弃于街旁、草坪、旮旯的婴儿，透过微弱的呼吸向世界“控诉”时，我的心在颤抖。我们应寻求怎样一种防护机制，来保护这些不幸的小生命呢？
赵洪运向记者介绍，每当遇到弃婴案件，民警首先要出现场，进行调查，如果发现孩子身患疾病，会第一时间将孩子送往医院进行治疗，“一般，我们这里发现的弃婴将会留在儿童医院内几天”。同时，民警需要多方查找孩子父母。
如若查找不到孩子父母，民警需要将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填写表格。“在材料中，要详细记录下弃婴从发现到查找父母的全过程。”
一系列书面材料准备妥当后，需要派出所所长签字，然后将材料送往公安分局盖章。履行完上述程序之后，他们才可以将孩子作为弃婴送往市民政局指定的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在‘非典’前，我们都是将弃婴直接送往北京市福利院，但是‘非典’过后，统一将弃婴送往和平里医院，弃婴在那里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随后，将统一送往北京市福利院。”赵洪运警官告诉记者。“当然，送往福利院的孩子都是4周岁以下的，超过4周岁的弃婴，将会被送往当地救助站。”
同样是一个生命，他（她）们做错了什么，要让他（她）们从降临人世间的第一天起就遭这份罪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被遗弃的小生命当中，幸运的被好心人收养或被送入孤儿院，不幸运的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夭折。即便是幸存下来的弃婴，也有部分先天性残疾、发育不良或这样那样的疾病，其生存状况令人堪忧。
当记者问及弃婴原因时，赵洪运谈了自己看法。他认为，部分为人父母者可能因贫穷或者其他客观原因抚养不起而忍痛遗弃自己的孩子，但这都“不足以构成其不履行抚养义务而遗弃自己亲生骨肉的充分理由，他们在保全自己的眼前利益的同时，已经极大伤害了被遗弃子女”。
赵洪运也表示，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户口政策、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流动人口的现实和贫富不均的事实等等，弃婴中女婴比男婴多，残疾的比正常的多。
弃婴现状
2007年5月14日，30℃的气温让人感到烦躁不安。在北京市儿童医院西门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少夫妻一个人抱着孩子，另外一人背着大包小包，一脸的疲惫。类似的情景在儿童医院外比比皆是。
在离此不远的北京市月坛派出所内，围绕“弃婴”问题，民警周渤海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记者：由于月坛派出所距离北京市儿童医院很近，辖区内的弃婴案件数量怎样？近年呈现何种趋势？
周渤海：由于月坛派出所临近北京市儿童医院，因此派出所管界内的弃婴案件较多。现在平均一个月都会发生3～4起弃婴案件，平均每周都会发生1起。相比较而言，在医院周边、长途汽车站周边发生此类案件的较多。被遗弃的婴儿男女都有，但绝大多数都是身有残疾或者疾病的孩子。弃婴中超过半岁的都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半岁以内。
很多情况都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北京看病，但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他们囊中羞涩，无奈之下将孩子丢弃在了医院。
在儿童医院白血病的监护室，有很多家庭都因此而被拖垮。儿童医院24小时的重症监护室，一宿的费用就需要2000～3000元。这对于普通甚至于贫困的家庭而言，负担较重。
记者：自从2006年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后，首例因弃婴而被治安拘留的案件发生至今，月坛派出所共治安拘留了几个人？比例大吗？绝大多数的弃婴父母能否找到？这是否也是工作中的一个难题？
周渤海：儿童医院每日的客流量在万人以上，高峰期能达到6～7万人。月坛派出所在儿童医院内设立了一个警务工作站，派出了3名民警常驻在医院内，来处理扒窃、弃婴等案件。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以来，因弃婴而被治安拘留的案件在我们辖区内仅有2起，而在西城区也仅有3起。绝大多数的弃婴父母都无从查找，这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难点。
很多父母在丢弃孩子的过程中，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留给医院的联系方式、姓名等信息全部都是假的。民警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感觉无从下手。
法官解读遗弃罪
抚养孩子是父母的法定责任
采访者：本刊记者/孙欣
被访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庭法官邢丽华
记者：您自己说曾经遇到过数起类似小译萱的事情，每次都以调解方式解决。那么，庭下应该做过很多说服工作吧？
邢丽华：是的。可以说磨破了嘴皮。主要是要做通孩子监护人的工作，让他们了解自己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具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与医院的矛盾可另诉解决，把孩子扔下不管不对，人家医院也没抚养义务呀，再说对孩子也不好。另外也给医院做工作，希望他们考虑当事人的经济困难，减免费用。
记者：发生这种事情的家长，比如小译萱的父亲确实生活困难，而这种困难应该说是因他妻子死亡造成的，他因此怪罪医院也在情理之中吧？
邢丽华：与医院的矛盾需要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解决，不能意气用事，而且采用极端的做法也达不到目的。即使医院再有过错，那也是另一个案件解决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在这个案件中，医院对孩子是没有抚养责任的，所以医院要求孩子的父亲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是正当的。
医院抚养成本肯定要高于家庭抚养，因为还有床位费等，这个孩子的父母一定要考虑清楚，多住一天就多花一天的钱。
记者：当事人一边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一边还要抚养孩子，或许有想不通的地方，因而不接受调解怎么办？
邢丽华：只有判决，判决家长把孩子接回去，履行自己的法定抚养义务，而且还要支付医院由此产生的费用。判决后还不履行的，我们也只能强制执行，我们院曾经办过这样的案件，把孩子强制送回其父母身边。这种情况我们都不希望发生，对孩子伤害太深了！而且如果当事人居无定所，根本就找不到人，怎么执行？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当事人拒绝接受自己的孩子，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刑罚不是目的
采访者：本刊记者/孙欣
被访人：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欧春光
记者：类似小译萱的事情近期发生好几起了，这些孩子的父母是犯了遗弃罪吗？
欧春光：司法实践中，遗弃罪必须达到情节恶劣，使得被抚养人生活严重困难、生活无着。本案中如果不是医院来抚养孩子，作为一个婴儿肯定就会死亡，情节当然算得上遗弃罪。
根据《刑法》规定，遗弃罪成立要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记者：医院可以去报案吗？
欧春光：可以。遗弃罪可公诉可自诉，社会人任何一个人只要发现都可以报警。接受报案后，公安机关会进行侦查。或者本人可自诉到法院。
记者：那为什么这些案件中的父母都没有被刑事处罚呢？
欧春光：如果孩子的父亲被判刑了那谁来抚养孩子呢？如果他继续抚养自己的孩子，我们就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刑罚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有利于改造，有利于孩子，更要考虑社会效果，考虑社会教育效果。
但屡教不改的，比如反复抛弃孩子，就是情节恶劣，要受到刑事处罚。
记者：目前我国遗弃罪犯罪率比较低，例如据了解，北京市从2000年以来，法院受理的遗弃案仅30多件，但记者发现社会上遗弃孩子的事件频频发生，这是怎么回事呢？
欧春光：确实法院接到的这种案件很少，我们院从2000年以来还没收到过一起。
其实，遗弃在现实中是很常见的，如离婚双方都不想抚养孩子的，或子女不愿赡养父母的等，但司法实践中一定要看情节，看具体情况。比如，生活富裕的子女不愿意赡养老人和生活无着的子女没能力赡养父母，情节就完全不同。
遗弃罪是《刑法》规定的轻微犯罪，社会危害性相对抢劫等其他犯罪要小得多，仅限于家庭成员之间，对其他人没有危害，所以还是调解或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更妥当。比如，福利机构通过一些途径帮孩子们找到父母，只要父母接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不必追究其刑事责任。